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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红太阳心水论坛

发布日期:2019-10-25 17:23   来源:未知   阅读:

  年度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组织力量,开展了年度性的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评选出了

  热点介绍: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基础上推进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提高学术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历史学界认真审视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三个方面推进史学理论体系与线年,史学界就此探讨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一)从历史学的社会性质出发论述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珍贵遗产,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三)汲取国外、域外史学的有益经验,加强思想创新、理念创新、表达形式创新、传播路径创新。(四)重建中国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历史书写的新视角。(五)从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构建中国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1.《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乔治忠,《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

  2.《从社会性质出发: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李红岩,《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赵国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4.《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施 展,《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2017年,中国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趋向,一言以蔽之:走向公共阐释。它意味着中国历史学由偏重史实重建,开始向注重历史阐释转移。即以理性逻辑为主导,不以细微史实重建为主导;以历史逻辑之澄明性为目标,不以众多史实之芜杂迭加遮蔽澄明;以可公度性为规则,不以探寻独特性、唯一性为指归;以整体建构性为取向,不以要素功能性为决断;以超越学科壁垒为要求,以反思学术史为契机门径。2017年,在理论上正式出现“公共阐释”概念,分支上主体史(概念史、观念史、思想史、语词史、时间史、理论史、学术史)风头益健,学科上公共史学大昌。上述种种,皆可归入公共阐释范畴。其继承性,在于坚守确定性;其民族性,在于全新阐释传统史学;其原创性,在于由中国学者提出;其时代性,在于不重复老话;其系统性,在于通贯全体;其专业性,在于抵制场外强制征用。

  (点评人: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研究员)

  2017年,学界更多地将视野集中于区域经济社会层面:(一)梳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变革、衍生对地方区域贸易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例如,连通黄渤海沿岸地区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或称“东海丝绸之路”,由黄渤海沿岸地区通过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形成,在区域空间上与南海丝绸之路互为补充,丰富与完善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地理空间,为相关区域研究奠定基础。(二)探讨古代区域经贸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如广东、福建、浙东、岭南、江南等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贯通下,与西方世界展开了深入的经贸往来。(三)研究典型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流动,诸如丝绸、瓷器、南京布等中国商品远销海外,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四)研究经典案例如“东印度公司”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历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1.《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黄纯艳,《南国学术》2017年第1期)

  2.《海上丝路的经典案例:东印度公司与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施晔,《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郑学檬,《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

  4.《丝绸之路续篇:“南京布”的外销》(郭卫东,《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5.《清代广东丝绸出口与“海上丝绸之路”》(邱捷,《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专家点评:中国历史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除了从区域角度探讨涉海区域历史外,还从多学科、多视角将它纳入世界体系、全球化进程进行宏观考察,展示海上丝路在东西方文明对话、经贸交流与海陆互动中的宏大面相与重要贡献。同时,学界在挖掘、整理、研究古代海上丝路文献、海图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既为海上丝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史料和实物资料,也拓展并丰富了海上丝路的研究内容与空间。未来的海上丝路研究,应立足历史,关注现实,面向世界,不断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促进学术创新、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的学术研究新成果。

  热点介绍:以江西南昌紫金城为代表的西汉海昏侯国都和以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墓葬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时至今日,墓中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竹简、木牍等文物一万余件,成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领域新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2017年,学术界对此展开了考古及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成果包括:(一)结合调查勘探和考古数据,推进了海昏历史地理及江西区域文化研究,弄清了以海昏侯都城、墓园区、贵族和一般墓葬区为代表的汉代侯国的基本布局。(二)对出土文物价值与工艺的研究,包括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等。(三)以海昏侯墓为例,探讨汉代墓外设施的价值和意义。(四)通过墓葬考古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对汉代政治、礼制、风俗等进行了重新审视和修正。

  1.《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吕宗力,《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

  2.《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几个问题》(刘尊志,《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3.《海昏侯国考古的核心价值》(徐长青,《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5.《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几个问题》(黄今言,《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

  专家点评:海昏侯墓主人刘贺事迹在《汉书》中有专传记载,但内容大多是对其人品的贬抑之词。墓葬的形态是墓主生前人文环境的模拟,因此后人能够藉以直观地了解当时的生活状貌。墓中随葬品有琴、棋、竹简、木牍等用品,其中竹书《论语·知道》为失传近两千年的珍贵文献。这些迹象表明,刘贺曾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并非“嚣顽”之徒。海昏侯墓中置有两张床榻,印证了《汉书》称他“行步不便”的病态。司马迁有过“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刘贺“疾痿”应与那里“卑湿”的气候相关。霍光将刘贺贬至“早夭”之地,其用意可见。不过,朝廷允许他携带“故王家财物”,这些出土的文物当是承载中原传统文明的精华。刘贺不幸遭受废黜,却意想不到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文明与楚文明的交融。

  热点介绍:民间信仰尤其是民间俗神信仰,渗透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一个民族显现同一性,维系着一个民族的统一意识,故而研究民间信仰是研究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民间信仰扎根深厚、分布广泛,各种地方性神祇信仰形态层出不穷。作为历史文化延续的一部分,民间信仰在传播与传承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异,实则受到国家与地域不同历史环境的影响塑造而生发。

  2017年,历史学界围绕这一主题,主要聚焦于如下方面:(一)针对区域内较为流行之神祇信仰的起源、传播与变迁作全方位的梳理探讨,尤其注重传播与延续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如地方宗族、地方政治对信仰的“改造”与影响。(二)对信仰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联系给予历史人类学解读,例如女性群体对于信仰的参与实践。(三)对信仰空间深入探究,如庙宇空间以及信仰的地理分布。其中,又将文本作为信仰的载体空间,对文本中的神祇进行观照,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角。这些研究,清晰勾勒了地域民间信仰的历史脉络与体系构建,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信仰的整体形态。

  1.《宋元以降潮州地区双忠信仰的地理分布》(李国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

  2.《城隍如何守城: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庞毅,《史林》2017年第2期)

  3.《“天运”纪年的利用及其本相——兼论明清以来民间教门的日常形态》(赵世瑜,《南国学术》2017年第3期)

  4.《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王元林、孙廷林,《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5.《家事与庙事:九至十四世纪二仙信仰中的女性活动》(易素梅,《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

  2017年,关注民间信仰的历史学者已很少就特定神祇及其信仰在全国乃至更大范围的情形做概括性或专题性的描述和归纳,而是将特定民间信仰及其表现置于特定的区域空间和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并且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同。这些历史学者,往往也不将民间信仰作为其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通过民间信仰的诸多表征,或以这些表征为“礼仪标识”,去把握区域社会历史不同侧面的变动与延续。同样,他们与其说是关注这些民间信仰,不如说把目光集中在参与信仰活动的人群及其行为,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人及其行为背后的理性动机。

  1820年代,中国是巨额白银的流入国;而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二三十年中,由于鸦片的输入,以及从1860年代起的外贸逆差,中国又成为白银的流出国。白银的流入和流出都关系到当时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与重构:流入时期,以白银替代宝钞,可以避免政府在缺乏制度约束条件下滥发纸币所导致的经济波动和民生灾难;流出时期,市场向内外扩大,中国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货币体系中重新出现纸币和其他多种信用工具。对此,学界有着长期而深入的探讨。2017年,关于此主题的研究主要有:(一)对白银货币化及货币本位制的过程及影响的讨论。(二)对清代地方货币金融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的研究。(三)货币经济的对外交流问题。(四)明清时期白银的输入与澳门的兴衰等。2017年还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如徐瑾的《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中信出版集团)、黄阿明的《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等。

  1.《唐宋货币经济中的“短陌”问题——学说史的考察》(吴承翰,《早期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

  3.《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杜恂诚、李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万明,《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2017年,这一问题之所以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与全球史在中国的研究兴起、“一带一路”研究的深入有着密切联系。相关研究已经引起历史学与经济学界的共同兴趣,聚焦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关于白银货币化的时间,分别有唐、宋、元、明之说,拓展了研究的纵向考察维度;二是在学术概念上提出了“白银货币化”“货币白银化”“货币国际化”等;三是突破制度史的框架,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联系在一起,并且向货币财政体系与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四是海外白银流入量再度引发关注,对深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多种文字的原始数据如何发掘利用;五是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国际性研究课题,向研究者提出了史学理论建构的问题。

  热点介绍:中国是最早建立监察制度,并将其置于国家主要典制地位的国家之一。古代监察制度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而建立,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隋唐,强化于宋元,在明清时达到顶峰,并且各时期皆有发展脉络和时代特点。监察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完善,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也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研究梳理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演变,对现代行政体制建设将起到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2017年,历史学界围绕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机构的演变及其改革经验。(二)古代监察制度对现代监察制度的启示和借鉴。(三)古代反腐败的模式及对现代反腐的思考。(四)监察思想、体制与法律的互动关系和内在机理等。2017年,还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如张晋藩的《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等。

  1.《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制度与法律论纲——历史经验的总结》(张晋藩,《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2.《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的演变及其改革的经验教训》(李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从复合性体系到单一性体系》(张生,《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

  4.《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看现代监察体制与反腐斗争》(蔡雅芸,《知与行》2017年第4期)

  5.《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郝媛媛,《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2017年第11期)

  专家点评:监察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最有特点的制度之一,它既关系到上层建筑的自我调节,又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措置。监察机构在国家体制中处于制衡地位,对上进行谏诤并拾遗补阙,对下进行监察并纠举不法,进而形成对上对下两种不同的监察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看,监察制度是国家机器的一种润滑剂,是统治阶级自我延续的一种手段,为当今现代监察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发展的制度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和汲取经验教训。目前的研究基本理清了中国历代监察制度体系,但中国的监察制度不仅反映了本土制度文化色彩,在世界监察制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深受国外政治家、思想家和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国监察制度对世界的影响作更为深入的研究,贡献具有世界性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2017年,这一主题仍然吸引学者积极探索,主要集中在:(一)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管理,如公共空间的规划、公共交通和卫生的管理。(二)对城市人口管理的研究,如摊贩管理、人口变化研究等。(三)对近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变迁的研究,如剧场建筑、休闲场所的变迁。(四)对城市生活史和城市发展特点的研究等。2017年,还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如邓杰的《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王骏、李百浩的《沈阳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等。

  1.《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热点与缺陷》(李长莉,《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2.《近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困境:1946年上海摊贩事件再探》(魏晓锴,《史林》2017年第3期)

  3.《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魏兵兵,《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

  4.《清末民国时期新疆城市发展与特点的历史审视》(何一民,《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4期)

  5.《城市指南与近代青岛的空间变迁(1898—1949)》(马树华、赵成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5期)

  2017年,新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果多,相关论文超过二十篇。二是议题广,既有对较大公共空间(如城市规划、交通系统、广场、街道)的研究,也有对较小公共空间(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的研究;既有从整个城市入手、将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子系统之一来讨论的,也有专以某一类型公共空间(如戏院、咖啡馆)作为剖析对象的。三是拓展深,多项成果对公共空间的讨论相当深入,富有启发性。例如,通过对咖啡馆的研究,认为被赋予人们想象西方的价值,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新空间;通过对上海租界、华界剧场建筑样式、材料、管理的研究,剖析了从晚清到民国由剧场建设与管理所折射出来的古今、中西、优劣的矛盾。

  热点介绍:晚清以来,昂达的显卡怎么样挂牌玄机彩图,华侨华人广布世界各地,在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华侨华人艰辛创业,逐渐融入居住国(地)的主流社会,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他们身在海外,对祖国怀有浓厚的情感,在中国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做出了独特贡献。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海外华人社会,也为当地的社会发展贡献良多,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7年,此主题研究的新进展包括:(一)华侨华人形象研究。(二)华侨华人与所在地之间的关系研究,如排华事件等。(三)华侨华人的族群认同研究。(四)华侨华人的慈善组织与社会服务等。史料方面,国家图书馆继2011年推出十五册《民国华侨史料汇编》之后,本年度再度推出二十册《民国华侨史料续编》。全书收入六十六种文献,涉及面颇为广泛,且绝大多数为此前从未出版,极具研究价值。

  1.《不受欢迎的“勤劳者”——1915年加拿大驱逐华人洗衣馆事件之研究》(张庆,《八桂侨刊》2017年第2期)

  2.《论民国时期华侨在中国档案与族谱中的形象》(沈惠芬,《福建论坛》2017年第3期)

  3.《民国时期福建归侨团体研究》(上官小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19世纪中后期海外华人的“被印象”分析——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中心》(赵晓阳,《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

  5.《清末民初南洋华人族群认同的发展走向——以新加坡华文报刊的社会功能为例》(赵颖,《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017年,相关研究涉及晚清民国时期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及其影响要素,华侨华人的地域认同与在地化,华侨华人的族群认同与所在地的族群关系,华侨华人的社团、慈善组织及其演化,以及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地)的关系及其变化等等。议题颇为广泛,论文数量也较多,但突破性的成果鲜见,尤其是在相关理论建构上未见深化。华侨华人跨国社会网络、华人离散族群与第三种文化等理论,有待进一步解构与重构。此外,2017年在相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方面颇有建树,未来可以借助史料的挖掘和解读范式的转换,进一步深化相关学术研究。

  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中国历史学界因此掀起了对孙中山研究的热潮。相关研究延续到2017年,取得了一批新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孙中山的生平事迹研究。例如,他的“北上”与逊清皇室交往,他与袁世凯进行迁都之争论,“南下”武汉访问之行以及回乡省亲等,呈现出孙中山更加饱满的人物形象。(二)孙中山的思想观念研究,如“天命论”“革命破立观”“国际秩序观”等。孙中山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指导下,不断地对中国传统政治、革命践行、军事发展、国际关系等领域进行探索,并形成一系列具有个人色彩且成体系的观念理论,成为思想史、革命史、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三)孙中山的方针政策研究。他对治党治国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对革命的未来走向与国家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桑兵,《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

  2.《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赵立彬,《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1912年孙中山访鄂史事考论》(雷平,《湖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5.《中华革命党时期党人歧见与孙中山方略的转折》(王奇生,《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4期)

  2017年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著,大约只等于上年同类论著数量的三分之一,但依然在同年中国历史研究论著中占有显著的比重,依然是这一年中国史研究领域的热门线年,相关的研究史料也登台助威,如中华书局推出了两套多卷本孙中山史料汇辑——《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全集续编》,展示了孙中山研究厚积蓄势的卓越成果。此外,由众多孙中山研究者参与编纂的《孙文全集》,经过二十多年的精雕细琢,也在2017年进入最后审订、即将出版。上述三大套孙中山史料的汇集与出版,必将为深化孙中山研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年,时值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抗日战争史成为关注热点。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下述领域取得了新进展:(一)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包括财政货币制度、租息税制、工商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土地制度和运动、劳动力情况。(二)军事方面的研究,包括战略指导、武器装备、华侨在抗战中的作用和意义。(三)教育方面的研究,包括大后方民众的教育、战区学生的教育救济、史学话语与历史教育、西南联大的学术发展。(四)抗战中的研究,包括党风建设、党的声望、党内干部群体管理机制等。(五)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暴行研究,包括对河南、云南、青海、重庆、锦州、成都、武汉等省市所遭遇的无差别轰炸中涉及的伤亡人数与受损情况、社会影响与应对策略,以及罪责追讨等问题。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金冲及,《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

  《地权与税制: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结构性分析》(胡荣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活》(黄道炫,《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

  《重庆大轰炸中外国机构受损及应对措施初探》(姚旭,《民国档案》2017年第4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区域工业发展考察》(游海华,《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探析》(罗玉明、李勇,《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

  专家点评:以往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较多关注正面战场的军事、政治、中外关系、日军在中国的战争暴行

  如南京大屠杀、红太阳心水论坛细菌战)等;2017年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扩展到包括财政货币制度、土地制度和劳动力等方面,抗战军事研究也向着战略方针、武器装备甚至后勤运输等方面深入。尤其是以党风建设、党员干部群体为切入点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展示出中共在战后打败、夺取全国胜利的必然性。不过,从总体上看,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特别是对于伪满洲国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另外,日本在侵华时期如何对中国富庶的东部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并利用中国丰富的经济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也值得学界做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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